弘光首辅马士英,史称南明政权

2019-11-20 20:39 来源:未知

原标题:【专题文史】南明悲歌中的贵州印记

问题: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应该是永历皇帝朱由榔。

明王朝被农民军推翻以后,在中国南部先后成立了若干小政权,史称南明。在和大顺军大西军与清军对峙的1644年-1662年间,南明朝廷推行“联衡”政策与之周旋,除永历政权坚持抗清15年外,其他的南明政权均昙花一现。究其原因,无非是士人围绕皇权之党争所致之失败。

编者按:

回答:

公元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攻占北京,明崇祯帝煤山自缢殉国,标志着明王朝277年的统治宣告结束。与此同时,满清八旗军入关,而在南方先后出现了一系列由明朝宗室建立的政权,史称南明政权。本文所取“联衡”是指南明政权统治集团内部的政见联合同“大顺”、“大西”农民军的战略合作,构建“统一战线”,以抗衡满清政权之意,旨在分析南明政权的战略失误及其覆亡的原因。

美国史学家司徒琳在《南明史》一书中认为,明朝始终面临着三大难题:废黜丞相制之后的君臣不睦(阉党问题的实质);士大夫之间相互攻讦的党争;文武官僚的不和。此三条绝症同样决定了南明王朝短暂的政治命运。南明一朝贵州有人出人,有地出地:弘光政权的首辅马士英与姻亲杨文骢抵命抗清,永历政权的贵州省成为抗清中枢基地达十年之久。但诸多贵州印记中,依然逃脱不了君臣不睦、士林党争、文武不和的亡明基因。在安龙上演的十八先生之狱,更是其中之悲剧典型。

其实,严格来讲,南明既然不是清朝,自然算是大明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南明与东晋、南宋相比历时太短,地盘太小,难以相提并论。东晋、南宋都享国百年以上,虽然在军事上不如北方强盛,但在经济和文化上都超过北方,历来被视为中华正统。而相比之下,南明在朝政上几乎没有正式的、稳定的行政体系,在地盘上没有稳住半壁江山,在文化上也没有建树,南明虽然传了四帝,但最长也只有十九年(郑氏在台湾虽然长期使用南明国号,但实际上最不听南明的指挥,也最局促台湾一地,不能视为南明政权的延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南明的内斗太厉害,从弘光到永历,从建立之初到灭亡,都继承了晚年党争的恶习,先是阉党与东林之争,后是对归附的起义军的贬低和不信任,政治黑暗,腐败,内讧不息,辜负了大明遗民的期望,所以很多人,包括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也把南明视为清初地方割据的小政权。

一、弘光党争失半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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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大明王朝灭亡,李自成和大顺政权的势力范围在北方黄河流域与部分长江流域,在山海关同清军对峙的明朝军队在平西伯吴三桂的带领下撤回关内,准备投降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而清军趁势由郑亲王济尔哈朗的率领下占领所有的关外地区。这样在中国北方就形成了大顺军与清政权对峙的局面。与此同时在南部中国,除去张献忠的大西军在向四川进军途中之外,江南广阔的领土仍然由明朝委任的各级官员所掌握,以明朝正统自居,依旧奉崇祯正朔。有明一代南京作为留都仍保留了六部等与北京相对应的一整套的官僚机构,只是职位多为虚衔。北京被大顺军占领之后,南京自然就成了明王朝半壁江山的统治中心。当崇祯帝自缢殉国的消息传到南京时,立储则成为了南京官员们的头等大事,因此“南中诸大老每集议事堂,惟相向攒眉,竟日无一语。或仰视屋之罘罳,咄嗟而已。问曰:‘事如不可知,将奈何?’竟以靴尖蹴地,作叹息声,各各散走,以为常”。由于崇祯帝三子均落入大顺军手中,未能逃出北京。在缺少直系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以凤阳总督马士英为首的南京官员拥立福王朱由崧监国,后即位建立弘光政权。

李自成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帝在甲申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自缢煤山,明朝北廷倾覆。但同时,江淮以南还有半壁江山,两京制让留都南京还保有完整的中枢机构,明朝之国祚,也应如永嘉南渡之东晋、临安重建之南宋,接续不绝。然历史此时尽显吊诡,从福王朱由崧于南京改元弘光开始,到永历帝在昆明被吴三桂所弑,南明一朝18年间历经四帝一监国,留下的,却只是悲歌一曲。

南明共经历了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四朝,细看一下他们的表现:

在拥立朱由崧即位之前,阉党和东林党就立福王还是潞王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阉党马士英、阮大铖拉拢总兵刘泽清等人,拥立了与东林党有世仇的福王朱由崧为皇帝。阉党还通过翻历史旧账激起了朱由崧对东林党人的仇恨,把崇祯朝对阉党所定的“逆案”完全推翻,重新启用了如阮大铖这等名列崇祯初年魏忠贤“逆案”而永不叙用之人,把持朝政。

弘光首辅马士英

一、弘光政权。

福王的即位主要得益于马士英和四镇的支持与拥护,四镇和马士英等阉党以及福王在弘光朝廷建立之前就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史可法虽然出任扬州督师,协调四镇在江北的防御,但是他无法调动四镇兵马,成为了有名无实的“光杆司令”。清军南下围攻扬州之时,弘光朝一时“降兵如潮,降将如毛”,最后落得孤守扬州,城破殉国的悲剧。

崇祯自缢后,他的三个儿子被俘,未能逃出北京,此时南京留守百官面临的最大、最迫切问题,就是如何在宗室藩王中拥立新君。时任凤阳都督的马士英(贵阳籍),拥立了当时在血统伦序上的第一人选福王朱由崧。朱由崧称帝并改元弘光后的第二天,马士英入阁主持政务兼任兵部尚书,成为弘光朝的内阁首辅。

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初三建立。由马士英、史可法等奉明福王朱由崧监国于南京。五月十五日即皇帝位,年号弘光。在此期间,南京内部曾出现拥潞王(朱常淓)与拥福王之争,最后四镇总兵(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以军阀势力推举福王朱由崧为帝,马士英见风使舵,逼迫史可法等东林党官员同意。四镇及马士英等以拥戴有功,把持朝政,起用阉党余孽,贪赃枉法,与高弘图等东林余党针锋相对。明弘光元年(1645)三月,宁南侯左良玉称奉崇祯太子密诏,入诛奸臣马士英以清君侧,起于武昌,进逼南京。弘光朝廷,急调江北四镇迎击左军,致使面对清军的江淮防线陷入空虚。清军迅速南下,连续破徐州,渡淮河,兵临扬州城下。随后,清军渡长江,克镇江。弘光帝被迫出奔芜湖。五月十五日大臣赵之龙、王锋、钱谦益等献南京城投降;二十二日朱由崧被获,解北京处死。弘光政权覆灭。

四镇之外还有驻扎在武汉的宁南侯左良玉的50多万军队。著名的弘光朝南渡三案之一的“北来太子案”发生时,左良玉不顾清军南下的危难局面,打出“清君侧”的旗号带兵反叛,进逼南京。弘光朝廷无奈不得不调集江北正在和清军对抗的四镇部队镇压,极大的削弱了江北防线,使得多铎的部队轻而易举的攻克南京城。而弘光政权也因此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马士英万历四十四年中进士,后授南京户部主事。又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五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明朝九边重镇之首宣化府。到官第一个月,檄取公帑数千金,馈遗朝中贵臣,被镇守太监王坤告发而坐遣戍。然而此乃官场惯例,故当时东林—复社之人上书称此为阉党构陷。这段经历对马士英的后仕颇有影响:其一他能以文官身份巡抚边境重镇,自然不乏治兵的韬略。其二被太监告发后,东林党人出面为他说话,说明他与东林—复社这一士大夫集团的关系和睦。

二、隆武政权。

弘光政权建立之初能够有效控制的领土不过是长江中下游,东南一隅。一方面是“寇虐披猖,王室板荡,衣冠介胄降叛如云。”另一方面是打着“灭寇”旗号,在北方大肆占领城池的清兵。弘光朝廷作为明王朝正统的延续,尚有号召天下兵马勤王的影响力,但是要在农民军和清军这两股强大势力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则必须要正确判断出敌友之别并且做出相应的对策,这是弘光政权急需面对的首要问题。弘光朝之初四镇的设置旨在于加强江北防御,防止大顺军南下,拱卫南京。借满清之手消灭农民军的“联虏平寇”(或称“借虏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将大顺农民军视为“君父之仇”的死敌。在情势危急之下,弘光朝廷一味地忙于内部之间党同伐异,争权夺势,对于区分敌我的时局分析能力欠缺。尤其是其偏安江左,对外界的情报几乎一无所知,错误的把野心勃勃的满清政权当成“驱除流寇”的“仁义之师”对待,任由其在北方扩张,而且也不能正确的判断大顺军与清军的军事实力与意图,墨守成规,仍然按照旧有的眼光来制定军事外交策略。甲申、乙酉之交(1644-1645),清豫亲王多铎率军与大顺军展开潼关战役时,弘光朝廷“坐山观虎斗”,江西总督袁继咸上疏说:“闯为虏败,虽可喜,实可惧。虏未及谋我者闯在耳。闯灭,非江南谁事?”可见当时弘光朝廷内部有识之士主张趁清军主力同大顺军在陕西作战时挥军北上,趁势收复中原领土,扭转偏安的不利态势。但是当权者马士英、史可法等人唯恐出兵黄河流域会触怒清廷,惹火烧身。事实证明,阶级偏见,苟且偷安的心态使得弘光朝廷利令智昏,幸灾乐祸地按兵不动,坐视清军集中兵力击败大顺军,控制整个北方,给清廷提供了各个击破的大好良机。正是弘光朝推行消极避战的“借虏平寇”政策,未能和大顺军建立抗清统一战线,导致了自身的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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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弱势皇权惹争斗

马士英与同年进士出身的桐城人阮大铖关系甚好,阮大铖本是东林党的得力骨干,在《东林点将录》中绰号为“没遮拦”。后因党内攻讦,转而投靠魏忠贤成为阉党。魏忠贤倒台后,闲居南京的阮大铖组织“群社”,与东林党的复社相互攻击。为图东山再起,他结交致仕回老家的首辅周延儒,并动用大量银两资助周延儒重回北京复为内阁首辅。周延儒得到阮大铖的资助,但碍于东林骨干的要挟,采取折衷办法,没有启用阮大铖,而是接受阮大铖的推荐,起用马士英为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凤阳军务。马士英有了凤阳总督一职,在北廷倾覆之后,成为南京京畿手掌兵权的重臣。他派贵阳同乡姻亲杨文骢到淮南请回福王朱由崧,又率领军队,乘船一千二百艘,由淮入江,抵南京江边,拥戴福王做皇帝。其权势超过了当时南京百官之首史可法。

弘光元年(1645)闰六月初七,明福建巡抚张肯堂、礼部尚书黄道周及南安伯郑芝龙、靖虏伯郑鸿逵等,奉唐王朱聿键称监国于福州。闰六月二十七日称帝,改福州为天兴府。隆武帝继位之初,想有所作为,他集廷臣议抗清战守。即位不及半月,即下诏亲征,影响颇大,同时又安抚难民,联络抗清义军,改变原来弘光朝廷联虏灭贼的错误政策方针。然而隆武却颇不得势,其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地方实力派郑芝龙手里。隆武二年(1646)七月,清军攻下浙东浙南,即挥师南下。郑芝龙暗中与清军洽降,撤兵还安平镇。福建门户敞开,清军长驱直入。隆武帝出奔汀州,八月二十八日被清军追及擒杀,隆武政权灭亡。之后郑芝龙以无大用,被清廷所杀。隆武帝本人可以说是南明诸帝中最为有能力的皇帝之一,只可惜在错误的地点选择了错误的势力,才使得他无所建树,最终隆武朝廷的复国计划称为了泡影。

1645年六月二十一日,弘光朝廷覆亡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监国。朱聿键是朱元璋第二十二子朱桱的八代孙,在谱系上同崇祯帝相距很远,按常规是轮不到他的。但是由于情势危急,近支皇族桂王远在广西,东南地区的士绅官吏急需解决皇统问题,再加之朱聿键本人在明朝藩王中算是佼佼者。虽贵为王孙,但从小在逆境中成长,多灾多难的人生经历使得他拥有了其他藩王所没有的磨炼,增加了许多人生阅历,这让他成为继承南明政权统治者的不二人选。闰六月二十七日他在群臣的拥戴下即皇帝位,改元隆武,定都福州,这就是南明的第二个政权,称为“隆武政权”。

马士英上位后自然对阮大铖怀恩必报,以定策和边才为名竭力推荐阮大铖,阮大铖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不久晋为兵部尚书。马士英固然不是救时之相,但把他列入《明史》奸臣传毫无道理。把他同阮大铖挂在一起称之为“阉祸”更是无中生有。马士英热衷于权势,这在明末官场上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而东林-复社人士抨击马士英最激烈的是他起用阮大铖。马士英起用阮大铖原意只是报知遇之恩,并没有为阉党翻案的意思。

三、鲁王监国。

1645年6月,为反抗清朝强制推行的剃发令,原本已归降清朝的浙江地区士大夫揭竿而起,毅然地展开了反清复明运动。浙江各地反清运动兴起后,当地官僚急需迎立一位明宗室出任监国,当时在浙江地区的明朝宗室仅剩鲁王朱以海没有投降清朝,自然他就成了在浙江监国的唯一人选。这样一来,在南方同时出现了两个南明政权。究竟谁能够代表明王室的正统地位成为了两个政权争斗的焦点。假使鲁王审时度势,为了国家前途命运着想宣布退位归藩,起码可使风雨飘摇中的南明政权取得名义上的统一,有利于集中力量共同抗清。但是历史不容假设,鲁王朱以海不愿意放弃黄袍加身,鲁王政权官吏也不愿因归入隆武政权而受到排挤,因此,唐、鲁对峙的一国二主局面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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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武元年(1645)闰六月二十八日,在浙江余姚、会稽、鄞县等地抗清义军及故明官吏缙绅的扶持下,明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控制了浙东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等地,其政权高度腐败,热衷于与隆武朝争夺皇统,势同水火。顺治三年(1646)六月不战而溃,朱以海出海至舟山。该政权建立不到一年即告灭亡。

隆武政权虽然一直在和鲁王监国政权内讧而互相消耗,但是和南京弘光小朝廷不同,隆武朝廷采取了正确的对内对外的“联衡”措施。把弘光朝“借虏平寇”的外交政策改为“御虏”,把清朝的存在当成关乎南明政权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唐王朱聿键能够总结弘光朝灭亡的教训,不失时机地树立起抗清大旗,符合汉族百姓反对满洲贵族强制推行剃发改制等民族压迫政策的愿望,毕竟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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